文 | 郑伟康 李雨舟

　　三分钟反转、十分钟高潮！当下，互联网微短剧以其汹涌的流量，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景观。与此相对，在历史的长卷里，一种名为“路头戏”（亦称“幕表戏”“提纲戏”）的民间戏曲形式，至今仍在乡野阡陌间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。

　　表面观之，二者分属不同时代的媒介产物，一者依托智能手机与高速网络，一者扎根于庙会祠堂与田间地头。然而，若我们拨开技术表象的迷雾，便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两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产物，竟遵循着惊人相似的生存逻辑与文化语法。

　　题材下沉：直击最广泛的情感公约数

　　互联网微短剧最受欢迎的题材不外乎霸道总裁、逆袭复仇、穿越重生，这些故事提供着最直接的权力幻想和情感宣泄。与此相似，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传统路头戏，以三“俗”（俗人、俗事、俗情）为创作底色，诸如《杀子报》《刁刘氏游四门》等这类情节极端、冲突激烈的剧目，往往成为乡村戏台上的热门。

　　这种题材选择的趋同并非偶然。二者都面向广阔的下沉市场——前者精准捕捉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域的庞大用户，以及被长视频和艺术电影忽略的银发族、通勤青年等群体。后者则服务于乡土社会的广大农民，他们是传统社会的主体，却被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体系所排斥。

　　淮剧路头戏《杀子报》，沈翠娥、冯军主演，来源：江苏淮剧博物馆

　　这些受众的共同特点是对文化产品有着明确的“实用主义”期待：它们必须提供即时的情绪价值，满足被主流文化忽视的情感需求。无论是微短剧中受尽欺凌后的华丽复仇，还是路头戏里善恶有报的道德寓言，都在提供一种精神补偿机制，让现实中的无力感在虚拟叙事中得到消解。

　　而接受场景虽从线下的集体性仪式（庙会、节庆）转为线上的个体化消费（通勤、睡前），但其中的心理机制亦有相通之处。路头戏的观看是一种社区公共活动，情感共鸣在集体哭笑中得到加强和净化。微短剧的观看虽是个体的，但在弹幕、评论区和社交媒体分享中，形成了某种数字时代的“虚拟集体仪式”，个体在“我也看过”“爽到了”的共鸣中获得了替代性的群体归属感。

　　制作美学：粗糙中的生命力与套路中的创造力

　　互联网微短剧常被诟病制作粗糙、表演夸张、情节雷同；路头戏同样因“行头简陋、唱腔随意”而被专业戏曲界轻视。然而，正是这种“粗糙”背后，隐藏着二者共通的生存智慧：微短剧演员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最大化情绪张力，路头戏艺人则要在传统套路中展现个人临场技艺，这本质上是一种应对生存压力的高度实用主义。

　　于是在美学风格上，两者都主动摒弃了精英文化所推崇的含蓄、复杂与多重解读性，转而采用一种“情感直给”的语法。路头戏中，善恶忠奸一目了然，悲欢离合酣畅淋漓，大量运用观众熟悉的民间故事母题与道德谚语，确保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也能毫无障碍地接收并产生共鸣。例如1937年丽歌路头戏唱片《方玉娘祭塔》中，越剧前辈施银花演唱的“为人可比一张弓,朝朝日日充英雄。有朝一日功圆满, 扳起弓来两头空”，充满了朴素的民间生命哲思。

　　微短剧则继承了这一传统，并将其适配于当代人的焦虑与欲望。它将社会压力简化为“逆袭”叙事，将情感需求包装成“霸总”童话，通过密集的“爽点”投放，提供即时、强烈的情绪反馈。因此，无论是路头戏的连台本戏，还是微短剧的连续刷屏，它们提供的都是无需深度思考、可直接“食用”的情感快餐。

　　生产逻辑：速度与成本的生存博弈

　　“一周写剧本，两周拍摄，一个月上线回本” ，互联网微短剧与路头戏均将“效率”置于艺术生产的核心。

　　一个路头戏戏班往往需要在不同村落连续演出，他们没有时间排练固定剧本，于是发展出以“幕表”（情节提纲）为基础的即兴体系。演员的“腹内”储备了大量可灵活套用的程式化唱段与念白，如同一个可随时调取的“文化数据库”。演员只需掌握基本情节框架和唱腔格式，具体台词和表演可根据现场情况即兴发挥，而且往往可以一人饰演多个角色。

　　现代微短剧产业在资本与流量压力下，则有着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：一套成熟的故事模板、标准化的情节转折点（如“黄金三秒”、“连续反转”）、可复制的视觉符号（豪车、豪宅、奢侈品）。这与“幕表”的功能异曲同工。编剧的角色类似于“讲戏人”，但依据的不是个人经验，而是实时流量数据与算法推荐逻辑、AIGC技术的介入。

　　扬子江数字视听产业园示意图，来源：南京发布

　　这种对速度和成本的极致追求，源于相似的经济压力与受众需求。微短剧制作方需要快速测试市场反应，通过多个作品的数据表现筛选出爆款；路头戏班则需在有限的演出机会中最大化收入，必须降低每场演出的准备成本。二者都发展出了高度适应性的生产模式：模块化的情节单元、可重复利用的表演套路、最低限度的美学要求。在这里，艺术不再是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追求，而是生存策略的一部分。

　　时代演进：从“自生自灭”到“价值重塑”

　　互联网微短剧与路头戏的相通之处，揭示了民间文艺始终遵循“情感经济”原则。无论是路头戏台上观众为苦情戏掉下的眼泪，还是微短剧用户为“逆袭”情节点的付费冲动，都指向文化消费中最原始的驱动力——情感共鸣。当精英文化追求思想的复杂性与表达的隐晦性时，民间文艺直白地回应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：正义渴望、爱情幻想、权力想象。

　　不过，尽管共享底层范式，但两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技术生态的巨变，也导致了其社会角色与演进路径的根本性差异。

　　路头戏的命运，是中国民间文艺在现代性转型中被边缘化的缩影。如1942年开始的越剧改革建立了剧本制度，在越剧文学上取消路头戏；20世纪50年代的“戏改”运动，以西方戏剧的“剧本制”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“导演制”为先进标准，将路头戏视为落后、粗糙、需要被改造乃至取缔的对象。尽管路头戏至今依然在部分地区乡村存在，但其承载的民间情感与智慧长期处于学术研究与公共话语的盲区，它的生存基本处于“自生自灭”的状态。

　　反观微短剧，虽然其诞生初期同样饱受“低俗”“沉迷”的质疑，但它生逢一个技术驱动、资本密集、且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文化产业的时代。因此，它迅速走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，进入了被引导、规制与赋能的快速发展通道。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通过“微短剧+”等计划，积极引导其与文旅、普法、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结合。

　　江苏也于2025年初同步实施“微短剧+”融合战略，打造“倡廉微短剧”“普法微短剧”“文旅微短剧”等标杆项目，催生出一批兼具社会价值与商业回报的品质佳作，让微短剧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灵活载体。

　　幸福蓝海出品微短剧《重生，我在苏超踢前锋》，来源：江苏新闻

　　如江苏广电总台打造的系列微短剧，从《一觉醒来!我和外婆做姐妹》的地方文旅传播、《现在宣判》的基层普法，到《重生，我在苏超踢前锋》的“苏超”热点，对标中长剧集的制作标准，画面具有电影质感，场景、服化道贴合剧情和人物设定，拍摄、剪辑等技术环节符合专业标准，整体制作严谨考究。

　　微短剧正被期望从单纯的“流量生意”转型为“社会价值放大器”。这一过程，实则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，对“文以载道”“高台教化”这一中国传统文艺功能的现代化回调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互联网微短剧与戏曲路头戏的跨时空对话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文化规律：无论媒介技术如何演进，社会中总存在一个庞大的、对于直接、高效、富于代入感的情感文化产品有恒定需求的群体。

　　我们不应以简单的“精粗”二元论将其文化否定，而应看到其背后蕴含的民众创造性、灵活的生产机制与深厚的情感联结力量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微短剧，我们需警惕其在算法与资本加持下，可能陷入比路头戏时代更深的“套路化”与“情感计算”陷阱，避免其从“人民文艺”滑向纯粹“情绪工业”。

　　在这个意义上，对这两种民间文化生产范式的并置理解，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，更是为了在喧嚣的数字时代，探寻一条连接传统生命力与当代创造力、真正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文化生产新路径。

　　作者简介

　　郑伟康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编辑；李雨舟，南京大学戏剧专业艺术硕士生。

　　来源：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